7月28日一早，河南新郑市七里井村迎来了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及全 国农村改厕会议的部分代表。在村民张福治家，张文康一行高兴地看到，张家的厕所改成了双瓮漏斗厕所，并且男女分开。厕所里没有苍蝇，没有蚊子，也没有臭味。张福治妻子告诉客人：80多岁的婆婆以前过夏时总要闹肚子，厕所改建两年了，没生过一次肠道疾病。她的 话，在清洁宜人的农家小院引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。

　　在开封市郊汪屯乡仓楼村，参加会议的另一路代表也大开眼界。在庭院宽大、绿藤绕屋的葡萄树下，家家户户都建了双瓮漏斗式厕所。 与富裕的物质生活相对应的是，环境优雅，疾病不生。

　　据悉，我国当前传染病防治工作中，最大的难题是肠道传染病，在25种法定报告的传染病发病总数有600万左右，其中肠道传染病如痢 疾、伤寒、肝炎等占70％以上。而与肠道传染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有三个：水、饮食、粪便。1988年初，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，几个月发 病34万例，就是因为邻近地区粪管工作不善引起的。

　　仓楼村村长喜滋滋地介绍：厕所改建10年来，他们村基本上消除了肠道传染病。有一年，邻村发生了较严重的霍乱疫情，他们村却风 平浪静，安然无恙。

　　在河南，在中国，都在悄然发生着一场毫不起眼却意义重大的厕所革命。据全国爱卫会、国务院妇儿工委、团中央、全国妇联于7月 27日联合召开的全国农村改厕工作会议披露：这场破除千年旧俗的“厕所革命”，目前已使全国8343．37万农户用上了卫生厕所，覆盖了总农户的35％。此外，各地还新建、改建农村公共厕所77．6万座， 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了28．48％，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环境卫 生面貌。

　　由“野外方便”到“粪便入厕”，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。但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农民一向羞于谈厕，不屑谈厕，不少人认为厕所就是个脏地方，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来的，他们舍得花三万五万、十万 八万元盖楼房，却不愿花三四百元建一个卫生厕所。

　　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农村改厕的难度。直到1993年，在实施“全国农村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和今后对策研究”时，中国才第一次获得了全国性的相关数据，并且这个数据的严峻也让人吃惊：全国卫生厕所普及率仅7．5％，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才有13．5％， 1．2亿农村人口无厕所可用。有厕所的，也十分简陋。北方农村的旱厕是“一个土坑两块砖，三尺土墙围四边”，日晒雨淋，臭气冲天，蝇蛆成群。在南方，一些地方粪缸露天存放，散落在路旁和拥挤的村舍之间，遇雨则粪水横流，要么是“拎马桶，倒粪缸，河塘涮涮晒马桶”，导致环境污染，肠道传染病、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的流行难以控制。

　　最新的调查数据表明：全国痢疾每年发病66万例，病毒性肝炎（甲型）19万例、（戊型）2000例，分别有5亿、2亿、近2亿人感染蛔虫病、鞭虫病、钩虫病，每年有8．36亿人次发生腹泻，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病4380万人，血吸虫病在119个县尚未控制，全国还有87万血吸虫病人。

　　7月29日上午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和蒙古地区代表嘉德先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：农村环境卫生被破坏后，还影响着儿童身体和智力的成长发育。多次调查表明：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平均身 高低4厘米，在不良的环境卫生条件下生长的儿童，智商要比环境卫生条件好的儿童低10分。并且，不良的环境卫生和个人习惯，还带来疾 病、贫穷、落后的恶性循环。

　　前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多次呼吁并积极推广厕所革命，他不止一次 地讲他曾经受到的一次“强刺激”。一个外国旅游者给他写信说： “我到中国只能去一次，第二次我就不去了，因为有些地方的厕所实 在没法进去，进去一次之后，下次再不敢进去了。”

　　1985年，在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厕所之后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嘉明发出了“中国需要厕所革命”的呐喊，成了中国“厕所革 命”一词的最早提出者。

　　但怎样进行厕所革命？建造什么形式的厕所才是科学卫生而又适合中国国情？中国农村“厕所革命”的开始实施，要感谢中原大地的一个发明。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发明，但他的发明人——河南省虞城县防疫站医师宋乐信，却注定要载入历史史册。

　　以往，北方农村大多是“人无厕所猪无圈”。六七十年代，部分地区演变为浅坑式和前池后瓮式厕所，但都没解决蛆虫孳生、臭气熏 天的问题。

　　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员称为“厕所先生”的宋乐信，决心研究出一种无臭无害的厕所。1981年，多年聚心于此的宋乐信在发明“单瓮漏斗式厕所”的基础上，研制出了“双瓮漏斗式厕所”。监测表明：这种新型厕所可使苍蝇密度减少96％，寄生虫卵沉降率为99．7％，大 肠杆菌杀灭率为99％，肠道传染病下降76％，基本达到了无害无臭，并且使用方便，每天只需一瓢水冲刷即可。按当时价格计算，只需 60元投资即可。

　　在《九十年代儿童发展规划纲要》中，中国政府正式向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诺：全国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在2000年底达到40％。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、爱卫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组织或把改厕列入责任目标，或进行资金扶持，或进行宣传发动和技术指导，使农村厕所在两年多时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“唐修寺，宋修庙，如今干部抓厕所改造”的新民谣。

　　宋乐信的发明给厕所革命以极大的助推。90年代以来，党和国家先后召开三次农村改厕会议，推广双瓮漏斗式厕所和其他卫生厕所。1993年以来，卫生厕所提高了27．53个百分点，约相当于前40多年的 4倍。仅双瓮漏斗式厕所，就建造了1043万座。

　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和蒙古地区代表嘉德称：“双瓮漏斗式厕所，不仅是中国农民的‘厕所朋友’，适合在中国50％的农村进行 推广，而且也是对世界农村改厕事务的一大贡献。”

　　卫生厕所在农村的覆盖率达到35％，是一个极大的进步。但中国 农村改厕的任务还任重道远。

　　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提出今明两年的目标，是在2000年底新增卫生 厕所1200万座，完成40％的覆盖率。

　　张文康指出：这一任务相当艰巨。一是改厕发展很不平衡，不少地方起步缓慢。有的基层干部认为改厕是小事情，抓经济是硬任务，抓改厕是软任务，经济搞上去了，改厕自然会上去，还有的干部认为，农民要先解决温饱问题，搞卫生厕所是超前行为。二是农民的传统观念一时难以改变，改厕的资金和技术缺乏。

　　据测算，改厕效益惊人。已改厕的3．15亿农民，不仅享受到了卫生的环境，而且每年节约医疗费支出16．5亿元，减少儿童腹泻发病率36％，减少血吸虫病感染率77％，减少蛔虫病并感染率29％，减少中、重度营养不良率36％。但要把“改厕合算”的观念真正深入民心，使“喝卫生水，上卫生厕所，居住卫生环境”成为农民的时尚追求，还得假以时日。

　　嘉德先生说，目前，世界上对农村改厕分成四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，以泰国为代表，卫生厕所覆盖率达75％以上；第二个等级是50－75％，有印尼等国；第三个等级25％以上；第四个等级在25％以下。中国目前处于第三个等级，还比较落后。希望中国在完成40％的覆盖率后，很快进入第二个等级。

　　嘉德先生甚至还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希望中国政府和各社区加强和重视对农村改厕的投资。他说，改一个卫生厕所，需要400元人民币，中国有2．38亿农户，如果有两亿农户改厕，就可以带来800亿元的工 业产值。单纯从经济角度，改厕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1999年8月6日摘自新华社